摘要：于是，国家就制定了许多法律来增加这些弱者的力量，世界各国都专门针对弱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希望通过这些法律给弱者一定的力量支撑，保障弱者与强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社会才不至于分裂成两个极端，整个社会也才能保持稳定。 ...
解释的客体应是表示行为，但要理解和判断表示行为的关键意义，使解释结论具有合理性，则应通过解释的辅助手段充分考察各种构成表示内容的附随现象和事实，并合理运用解释方法。
预期法是对日常经验的草率概括，只要没有相反就是有效的，而自然解释法是通过实验一步步完成。[11]在引起人们关注的许多所谓社会公案中，法官对于法律方法的掌握应该没有太多可以质疑的地方，甚至有些案件中方法的运用还非常值得称道。
所以对于主人通奸仆人妻子的今定律罚俸三月，主人纵不去官，亦有玷箴规，仆人计无所施，则不敢尝试矣。因此司法的假定必须先存在证据，证据审定是启动假定的条件。众所周知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近乎公理的假定：[1]任何人在其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法律的学习者在法学院中被要求训练一种学者称为批判性思维的能力。[3]这些不同的假定，使得在不同的法律部门其立法所确定的原则和规则是有区分的，如刑法坚持罪刑法定，民法则侧重于意思自治。
[12]假定什么时候需要启动，如果是简单案件，事实清楚，法律覆盖性明确，即立法假定的情况完全包含案件事实情况，无需对大前提进行论证，那么假定不是必要的。[10]一直以来，我们都将目光聚焦在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上，似乎只要能够准确理解法律，所有案件都能得到顺利解决。一种是宪法解释依据，即从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或者表达自由中推导出来。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域外宪法学理论中，有关学术则存在较为丰富地诠释资源。立法机关不得任意以法律强制大学设置特定的单位，侵害大学的内部组织主权。科学研究自由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德国宪法中，与当时普法战争中德国失败后，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从而洗雪民族耻辱的国家目的有关。文化权利 大学自治 。
从词义上看，德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即是科学研究自由，因为德国基本法中的Wissenschaft一词，在德、中文字典多翻译为科学。（二）科学研究自由的内容关于学术自由的内容，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美国学院联合会（AAC）等组织共同发表《学术自由与永聘制的原则声明》，认为学术自由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其一，研究与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
而Wissenschaftsfreiheit;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则是德国自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以来，宪法学上的用语。[11] 前引9，陈妙芬文，载肖高彦主编：《宪政基本价值》，第163页。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三项权利，虽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中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自由，但是，这一规定却并不处于该条第一款的权利序列中，从第15条的内容结构看，这里的科学研究自由并不具有目的性，而是实现前三项文化权利的手段，与鼓励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前三项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因而被学者称为衍生性权利，或者条件性权利。依照德国判例和学说的见解，所谓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之法益及宪法上所承认之制度的义务，特别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国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之义务。
学生参与大学事务包括大学意思的形成和管理运营，其主要方式有：（1）直接参与式，即由学生选举代表，直接参加大学机构，以便直接参与大学的意思形成和管理运营在机构中的讨论和决议中，学生代表的地位，与学校和教授所推选出的代表，完全平等。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于科学研究自由在我国大学制度中的缺失仍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没有把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基石的大学制度创新，作为提升我国大学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而是希望在不改革现有大学体制的情况下，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关于文化权利的细目和清单，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在无损于国家监督下，大学在法律与国家所承认之规章范围内，有一与其特殊性质相符合之自治权利。
[28] [美]约瑟夫?阿伽西：《科学与文化》，邬晓燕译，中国人民大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61—375页。教学方法除了语言，还包括其他媒介，如文字、图画等，以及实习、讨论、试验等。
[16]其二，组织自主权，大学在与教学、研究相关的范围内，就其内部的组织享有自主的组织权，各大学要如何设置内部单位，甚至连立法机关也不可以进行干预。在1952年的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一案中，道格拉斯和布莱克大法官的反对意见第一次援引学术自由的概念。
大学内的秩序由校方（校警）负责，非得请求或为急迫公益及避免紧急危难（如火警或紧急犯罪），警察机关不能进入大学内行使公权力。20世纪末，日本等国家进行了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甚至不限于学校内的教学，即便是私塾中基于个人学术研究的教学，也应该受到保障。再次，学术自由必须透过讨论、辩论等双向的沟通，所以，在学术界内如大学的讲堂和研讨会上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学生也常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来促成学术的发展，所以，学术自由也及于学生的学术行为。教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的忠诚。首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都有巨大的资料饥渴。
首先，大学的自治权是大学自治的核心要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自治规章制定权，大学自治权本质上属于教育行政权，不仅包括对于个案的行政处理权，还包括抽象性规则的制定权。现代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应该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殿上放置一块砖石。
第二，精神自由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来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或者具有不可或缺性，而学术自由则不然，如前所述，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事业或职业，当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然而，实际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却只是少数知识精英，在主体上具有典型的少数人特征。希腊的性格，自始即受其初期的自然哲学的限定，乃系人的知性，向自然的追求剖析。
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其理由是，首先，就学术研究的地点而论，在本世纪以后，学术发展已非大学的专利品，许多学术成就，尤其是自然科学是在众多民间企业的研究部门内获得，所以，民间的研究人才，其素质与研究成果，与大学教授相比毫不逊色。
行政机关也不得以命令干预大学教学的内容和课程的订定。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虽然，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他们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度却不能与正式研究人员等量齐观。Saar邦宪法第33条第2项规定：大学有自治之权利，研究与教学之自由受保障，学生在其自身事务之处理上，以民主方式参与之。
单纯的以知识传输为目的，而不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教学活动，也不宜纳入科学研究自由的范围中来。[11]其三，国际人权法释义层面的文化权利。
（4）强制复决式，及学校和教授所形成的意思以及学校的管理运作，必须提交学生复决如被学生否决，必须视为无效。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从我国宪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是宪法第47条的核心内容，从而在所谓的文化权利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二为衍生性宪法权利，即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而是通过宪法解释引申或推导出来的权利。
院长、系主任的设置和聘任。[25] [荷]亨利?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61页。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的内在本质始于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理念。其次，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大学完成其科研和教学使命的必要条件。
[37]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是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自然会对学术自由作扩大化的广义解释，而不是坚持严格的科学概念，从而把以公民身份发表演说或写作，在课堂里讨论课程主题等视为学术自由的构成部分，而不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定义学术。[28]学术自由与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以参与文化生活、享受艺术、科学进步所产生的福利为内容的文化权利也不相同，学术自由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发现为特征，而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文化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对已有科学成就的享受和消费。
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科学的清晰图像。其后，卡尔•施密特对制度保障理论做了重大贡献，他认为：魏玛宪法中的学术自由规定，只有透过制度性保障，才能成为德国大学的基本权利，因为魏玛宪法规定学术自由的条款，并没有提及大学。
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儒家的基本用心有二，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的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圆满而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而从大内部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看，科学研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